陕西省防治新冠肺炎中医药专家组组长马战平
自3月5日至24日，陕西本轮疫情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共例。近期省通过对内由奥密克戎BA.2变异*株所致的疫情观察，虽以宝鸡市病例居多，但也存在西安、汉中、咸阳、铜川、杨凌等多地点状散发的现象，说明病*传播隐匿，发病迅速，传播很快，传染性极强，人群普遍易感；但致病后多以无症状感染者、轻型及普通型患者为主，目前陕西省尚末出现重型及危重型病例。
其实，历经2年余，不管是最初的普通新冠*株，还是后来变异的阿尔法、贝塔及德尔塔*株，包括本轮的“奥密克戎”*株，依据其发病特点，中医统其称为“疫病”。早在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内经·素问》中明确的提出了“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观点，说明“疫病”均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中医药治疗传染病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也可以说一部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疫病”斗争的历史。
虽然在中医的典籍中不会有“新冠肺炎”这个病名的记载，但这绝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这与中医学对疾病的病名、发病、病因以及病机的认知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大医学家钱潢就说：“外邪感人，受本难知，因发知受，发则可辨”，就是“审证求因”的意思，所以中医理论的精妙就体现在：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在已知的还是未知的疾病，只要凡是疾病有了外在的表现（包括内在的舌脉），就可以推论出来这种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病理，再结合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两大理论法宝，就可以诊治所有的已知或是未知的“病的人”，而这也正是我们祖国医学的高明之处。其实，我们总是会随着疾病的发生发展而适时的提出自己较为明确的且最为适宜的诊疗方案，而且它还总是会随着“病（证）变法亦变”，总是会“后发制人”，这也充分的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代表了中医药治法的先进性！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临床观察中发现，此次疫情的致病因素仍可以归纳为“寒、湿、热、*、瘀”，但与年12月9日在西安爆发的“德尔塔”*株不同的是，在上轮疫情中陕西的“疫病”特点是以“寒邪”致病较为突出，而此次“寒”证并不突出，而是以“寒邪化热”征像表现的尤为显著，结合中医学的“三因（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特点分析，我们认为此乃春季寒热交替变化较快所致。在这两次的“疫病”之中，我们发现“湿邪”其实是始终贯穿于整个病程之中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病理因素”，而这也恰恰符合了“病*性疾病”往往多与中医学“湿浊”相关的论断！
此次多数患者在疾病初期，在隔离酒店核酸结果未显示阳性时就会表现出“化热”的征象，即出现发热症状，但多以“低热”为主，大多体温低于38.5℃，这与“德尔塔”所致的“高热”（体温大于38.5℃）截然不同；当然本轮病例中也有个别高热的患者，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学生当中，用中医理论来分析，即“正盛邪亦盛”，因此体温较高；此类患者经过中医规范治疗后，疗效均较显著。
通过以上对病因的分析，我们确定了对于该病总的治疗原则就应当是：“扶正祛邪、培土生金、给邪以出路”，用药上以“宣上、畅中、渗下”为主，同时要注意由于该病病位在肺，属于上焦之疾，因此，用药上宜选用“轻清宣透”的药物，且要遵循“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原则。
在治疗方面，我们以国家《新型冠状病*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为指导，与西医单位的战友们并肩作战，除了依据病情进行规范的西医治疗外，还应用“三方三药”进行辩证施治；因为多数患者病情较轻，临床症状不突出，在实践中，我们应用更多的汤药是符合陕西地域特点的《陕西新型冠状病*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的“益肺解*汤”，在此基础上进行辩证加减；为了便于患者服用，我们在治疗中也使用了多种中成药制剂如清肺排*颗粒、宣肺败*颗粒、化湿败*颗粒、连花清瘟颗粒、益肺解*颗粒等等，这样对于患者来说简捷方便。展现出了“简化治疗”的用药原则，体现出了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色，当然这些中成药均是在我们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下使用的。
在陕西本轮疫情中，我们中医药持续全程参与，发挥出了中医药应对病*性疾病的巨大优势。医院（包括西安、宝鸡、汉中等）的各病区均至少配备了2名以上的中医师，直接对新冠患者进行辨证施治。尤其是宝鸡市，是省内疫情最重的地方，医院的每个病区至少配备了3名由陕西省中管局医院及当地的骨干中医师，保障了新冠患者中医药治疗能够顺利开展。
医院医疗管理处副处长屈小元主任医师带领的中医医疗队，医院各病区不仅开展了中药汤剂、中成药的辨证施治，还带领患者进行“六字诀”、“八段锦”等呼吸功能锻炼；同时在